當地時間2024年11月11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華，人們在無名戰士墓前獻上虞美人，紀念加拿大陣亡將士紀念日儀式。
盡管過去十余年間針對虞美人花（poppy）與加拿大戰爭紀念的關系的討論有所增加，但大多將之置于英帝國史的框架中認識。的確，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為代表的舊自治領國家和英國的戰爭紀念儀式中均以虞美人花為代表，使之擁有了一種“英帝國遺存”的色彩。本文則試圖利用加拿大的政府檔案和報刊資料，探究虞美人花如何從一種歐洲常見的、在春季開放的花卉，變成了加拿大軍醫和詩人筆下陣亡將士的化身，以及兩位女性如何將詩人建立的意象再實體化，發展出以售賣人造虞美人花為核心的慈善募捐活動。加拿大的官方和民間機構對人造虞美人花的接受是出于為傷殘老兵和戰爭遺屬提供福利的實際需要，而在向民眾宣傳虞美人花的意義時，會引述加拿大詩人提供的意象，以促進共同的歷史記憶的形成，由此體現了民間力量在塑造共同的國家記憶和認同中的作用。
2004年加拿大發行的全球首枚進入流通的彩色硬幣的背面使用了虞美人花的圖案。作為紀念花卉的poppy是指無法提煉鴉片的觀賞性花卉。兩種植物的拉丁文學名不同。
詩作意象的再實體化：作為陣亡將士象征的人造虞美人花
將虞美人花與戰爭紀念聯系在一起的，是加拿大軍醫約翰·麥克雷（John McCrae）。麥克雷生長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圭爾夫市，曾經參加過世紀之交的布爾戰爭，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到達西線靠近今天比利時的佛蘭德行醫。1915年4月到5月間，第二次伊珀爾戰役在此爆發。麥克雷雖然在此役后幸存，但他的摯友和學生艾里克希思·赫爾莫（Alexis Helmer）中尉在此役中陣亡。喪友之痛讓麥克雷在1915年5月3日寫下了《在佛蘭德戰場》一詩以示緬懷。同年12月，該詩在英國的《笨拙》（Punch）雜志上發表，隨后被大量翻印和轉載。詩作開篇描繪了春夏之交西線戰場經歷過戰斗后的場面：“一排又一排血紅的虞美人花在廢墟上綻放”。
根據曾在伊珀爾參加過戰斗的英國老兵亞歷山大·安東尼（Alexander Anthony）回憶，確實親眼見到過西線戰場上遍地尸首的縫隙中一夜之間盛開出血紅色的虞美人花的場面。麥克雷的詩描繪了真實的歷史現場，并創造性地將綻放的紅色虞美人花和年輕陣亡將士銜接在一起。他本人則因為肺炎于1918年1月28日在法國離世，與他的戰友們一同長眠于西線戰場附近。
麥克雷出生地的紀念碑上銘刻了《在佛蘭德戰場》并配以虞美人花作為裝飾
在美國人莫伊娜·邁克爾（Moina Bella Michael）與法國戰爭遺孀安娜·蓋林（Anna E. Guerin）的共同努力下，麥克雷詩作中的虞美人花的意象得以再實體化，并發展出與之相連的慈善募款活動。1918年11月9日，位于美國紐約的基督教?年會（海外部）舉行了第25次會議。當日正在該機構接受培訓并參會的莫伊娜·邁克爾偶然再次讀到《在佛蘭德戰場》，深受觸動。在參會的間隙，機構同仁請邁克爾買些花給辦公室添些生氣。她立刻想到要買紅色虞美人，但秋季的紐約只能買到絹制虞美?花。她將這些絹花制成的胸花發放給同仁，希望接受胸花的人能將之佩戴在身上，以緬懷和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陣亡將士。
之后的兩年里，邁克爾結束了在紐約的工作，并向更多人宣傳虞美人花是陣亡將士象征的這一理念。1920年，她成功說服家鄉佐治亞州的美國軍團的代表采用虞美人花作為當地官方支持的戰爭紀念活動的標識。同年，這批代表前往俄亥俄州參加美國軍團的全國大會，并在會上建議美國軍團正式認定虞美人花為戰爭紀念之花，終獲認可。
來自法國的安娜·蓋林也參加了這次大會。她為法國孤兒院聯盟工作，戰后為改善戰爭遺屬生活境況而四處籌款。根據邁克爾的回憶，蓋林非常認可她推動的將虞美人花認定為戰爭紀念之花的做法，并表示要將之發揚光大。也有學者認為，蓋林在遇到邁克爾之前已認為可以使用虞美人花代表陣亡將士，計劃組織售賣人造虞美人花的活動。在與邁克爾相遇后，發現兩人不謀而合。蓋林想要實現的目標比邁克爾更進一步，希望發展出能得到世界范圍內認可的、以售賣人造虞美人花為核心的慈善產業，將善款用于改善因為戰爭失去了家中男性勞動力的婦女和兒童的生活。換言之，她是這一全球性慈善運動的首創者。
1921年，蓋林聯絡了英國軍團的負責人，建議對方售賣出自法國戰爭遺屬之手的虞美人花以籌款。英方負責任聯絡了其他英國退伍軍人福利機構，兼售來自法國和英國的人造虞美人花。英國制造的虞美人花分為棉制和絹制兩種，退伍老兵和戰爭遺屬均參與制作，有些是單朵的胸花，有些則是花環。為了體現售賣活動的慈善屬性，上述機構不為人造虞美人花明確定價，讓買者出價，避免對產品過分的商品化，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根據參與英國退伍軍人福利事務的海格基金會統計，1921年的籌款總數達到10.6萬英鎊（約合今天的310萬英鎊）。此后二十余年，售賣虞美人花的活動深受英國民眾歡迎。女性團體還創造出了更強調和平意涵的白色人造虞美人花用于慈善籌款。
初入加拿大的人造虞美人花：本土化與意義的擴展
加拿大也曾短暫出現過售賣白色虞美人花的慈善活動。今人對虞美人花在加拿大戰爭紀念中的地位討論不多，但大致認可這種花卉是加拿大國家象征之一。1921年，加拿大尚未出現全國性的退伍老兵服務福利機構，不過在部分地區出現了有影響力的大戰退伍老兵會（后文簡稱“老兵會”）。1925年，15個加拿大的慈善機構合并成為隸屬于英帝國軍團聯盟的加拿大軍團，統一組織戰爭紀念活動，包括紀念儀式和慈善活動。
1921年，蓋林便與老兵會及其附屬機構合作。尼古拉斯·桑德斯認為，加拿大的社會團體已在這一年的7月5日正式接受了制作和售賣人造虞美人花用于籌集善款的理念。在7月31日由老兵會托德莫頓分會組織的活動中，蓋林以人道主義的修辭向加拿大民眾解說購買她從法國各地戰爭遺孀和遺孤手頭收集來的200萬朵人造虞美人花的理由，使之不限于慈善功能：“不要讓任何人有機會說這是慈善活動。這是愿意不惜一切為正義和人道而努力的偉大國家之間的紐帶”。
加拿大負責籌款的機構和英國軍團的觀點相似，希望籌款活動的受益者是本國退伍傷殘士兵和戰爭遺屬，而非蓋林想要幫助的法國戰爭遺屬。從結果來看，蓋林的目標確實沒有達成。1921年10月，與蓋林所屬機構有聯系的加拿大法語區的孤兒院社團表示要承擔組織當地制作和銷售人造虞美人花的工作，制作者均為因戰爭致殘的加拿大老兵和盲人。老兵會還創設了“全國虞美人花日運動”，以處理銷售人造虞美人花募款的工作。10月22日，老兵會在渥太華的負責人致函國防部，請求該部派部長參加當年11月7日在議會山舉行的紀念活動，并獻上有人造虞美人花的花環而非鮮花花環。國防部復函表示愿意以機構名義出資25加元購買花環，并由亨利·布斯塔爾將軍敬獻。此外，老兵會還組織會員參與售賣人造虞美人花胸花和花環的活動，并將產品定位為家用裝飾品，以吸引更多女性消費者。
加拿大的“一戰”紀念儀式與安托萬·普羅斯特筆下的法國戰爭紀念儀式一樣，是哀悼公民的活動。在1921年的活動中，不同形式的人造虞美人花或是出現在參與者胸前，或是紀念碑腳下的花環上，或是街頭的募款活動中。未來將依然由退伍軍人的社團組織此類活動，并與宗教儀式相融合。老兵、政府官員、普通國民和青少年都會參加。宗教和世俗活動中都會出現默哀這種有哀悼屬性的環節，進一步體現了加拿大的儀式與普羅斯特研究的法國的戰爭紀念儀式高度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人造虞美人花與戰爭紀念碑有相似之處。首先是在符號的使用方面。根據1932年加拿大國防部收到的虞美人花環樣品目錄，襯托絹制虞美人花的，或是代表和平的月桂枝，或是代表加拿大的楓樹枝，或是用于紀念死者的松枝和鐵樹樹葉。普羅斯特的研究中也提到過，月桂枝是很多戰爭紀念碑都會用到的符號。
1932年提交國防部的虞美人花環樣品目錄部分
其次是功能。營造紀念碑和制作人造虞美人花都是為了緬懷逝者。前者相對固定和持久，只存在于公共空間，后者流動而短暫，可以隨佩戴者出現在國家的各個角落，包括公共和私人空間。出資購買人造虞美人花的個體行動，如同民眾自愿參加在紀念碑旁舉行的戰爭紀念活動。此舉意味著購買者對這種人造物所具有的紀念意義和慈善功能的肯定，認可陣亡將士是為國家犧牲，且購買者愿意將自己的立場向他人公開。
參與紀念儀式和購買人造虞美人花兩種行為的不同在于后者的慈善功能。根據加拿大議會上院收到的報告，1923年最貴的、有絹制虞美人花的花環的成本價是2.5加元。對比前述國防部為1921年的紀念儀式所購花環的開支達到25加元，足見機構購買花環的目的是捐助傷殘老兵和陣亡將士的遺屬。此外，由于佩戴人造虞美人花的個體所具有的流動性，增加了戰爭紀念活動的可見度。即便無法親臨紀念儀式現場，人們依然可以通過購買人造虞美人花的方式參與紀念，擴大了活動的參與面。
加拿大的人造虞美人花：民間力量推動建立的國家象征
自1921年起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無論是加拿大的政府、官員、民眾還是民間機構，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售賣人造虞美人花的慈善活動，讓更多人了解這種花的意義和慈善活動的目標，且取得了成功。其中，民間力量的作用非常關鍵。但當加拿大的官員和民間機構參加帝國的戰爭紀念儀式時，均未將虞美人花作為加拿大的標志，體現了加拿大認同與帝國認同間的復雜關系。
為幫助退伍老兵回歸社會，加拿大聯邦政府在戰后設立士兵公民生活重建部。該部自1922年起指導并支持退伍傷殘老兵制作人造虞美人花，將成品分配給不同的民間老兵福利機構用于籌款，但不直接參與籌款和用款。福利機構還會每年致函政府，請求派官員參加活動，敬獻帶有人造虞美人花的花環，聽取政府對當年紀念活動安排的建議，匯報已募集到的善款去向等。地方政府也逐漸參與到吁請民眾購買人造虞美人花的活動里。
女性主導的福利機構也積極參與戰爭紀念儀式和銷售人造虞美人花的活動。在20世紀極有影響力的加拿大女性社團帝女之帝國會（后文簡稱“帝女會”）便是其一。這是一個愛國、親英的女性組織，內設福利基金會，組織街頭籌款，關注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福利問題，也關注女性比例較高的戰爭遺屬的境況。1922年起，該機構向老兵會提出要求，希望參加售賣人造虞美人花的活動，并組織會員在停戰紀念日前后裝飾陣亡將士的墓地。此后加拿大各地的戰爭紀念儀式中，都能看到帝女會成員的身影，代表女性參與紀念活動，搭建臨時性的紀念碑等。由于她們在戰后撫恤工作中的貢獻，受邀參加1925年于英國倫敦舉行的泛英帝國的戰爭紀念儀式，并獻花環。
為了讓下一代更好地了解人造虞美人花的意義，老兵福利機構走入寄宿學校，宣傳售賣人造虞美人花籌款的活動。組織者認為，寄宿學校的學生缺少充分了解前述活動的重要性的機會，他們的職責是讓這些學生和其他“加拿大人”一樣了解。1933年，僅渥太華就有40所學校和教育機構接待了老兵福利機構的成員，讓他們為在校生作講解虞美人花意義的報告。公民身份和了解虞美人花意義之間的關系由此越發明朗。
當20世紀20至30年代加拿大政治家和慈善機構代表在解說虞美人花的意義時，或是詩人在創作紀念陣亡將士的詩作時，都會提及《在佛蘭德戰場》。盡管詩中并未把陣亡士兵的身份限定為加拿大人，但從演說和詩文緬懷的對象的身份來看，都不是英帝國的臣民，不是所有協約國的戰士，而是加拿大人，體現了加拿大人賦予虞美人花以民族屬性而非帝國屬性。換言之，加拿大政治家在向國民定義虞美人花時，該花具有加拿大屬性。
即便20世紀20年代中期之后加拿大各地的戰爭紀念活動中都能看到人造虞美人花，即便20世紀40年代有加拿大政治家將虞美人花提高到“國花”的地位，但在政治家和福利機構參與帝國層面的戰爭紀念活動時，并不會采用包含人造虞美人花的花環來體現自己的身份。加拿大總理威廉·萊昂·麥肯齊·金在1926年前往倫敦參加帝國會議時，恰逢當年英國的停戰紀念日。他在儀式上獻了由楓樹枝條、玫瑰和菊花組成的花環代表加拿大。帝女會的成員于1928年再度參加倫敦的停戰紀念日活動時，所獻花環是用月桂枝、白百合和猩紅與白色的康乃馨編織成的，以代表所在機構。參加同一紀念活動的英國國王喬治五世，選用了英國軍團所轄機構的退伍傷殘老兵制作的人造虞美人花環，獻于倫敦白廳前的無名烈士紀念碑。易言之，在帝國范圍內，虞美人花的加拿大屬性并不能得到確認和表達。
1926年11月12日加拿大《環球報》提及了麥肯齊·金總理所獻花環的構成
雖然麥克雷的詩作中，虞美人花象征的年輕陣亡將士并沒有國別屬性，但將這種理念運作為慈善義賣后，義賣的組織者，購買人造虞美人花的人，也包括被紀念的陣亡將士，都擁有或被賦予了國別屬性。通過回顧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虞美人花如何從加拿大軍醫的詩作中的意象發展為人造花，并成為加拿大戰爭紀念儀式和募款活動中重要標志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加拿大的民間力量在此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女性個人和團體的作用，也能看到政府對于活動的支持和影響。被賦予了慈善募款功能的人造虞美人花進入加拿大之后，服務的是加拿大本國的民眾。因此，加拿大民眾關于人造虞美人花的共同記憶，是屬于加拿大人的共同記憶，而非屬于帝國臣民的記憶，即便在帝國層面無法表達出這種歸屬。